「新冠肺炎疫情對綜援婦女的影響」調查報告 新聞稿 (Chi only)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學系
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聯同綜援媽媽發佈「新冠肺炎疫情對綜援婦女的影響」問卷調查報告，指出疫情下，因工作機會減少，子女又停課、停支援服務，綜援婦女收入下降之餘，更因購置抗疫物資、網絡學習物資等需增加開支，其焦慮情緒指數遠超整體香港市民。因此，本會要求政府盡快在政策和福利方面作以下回應：在疫情或緊急狀況下提升綜援標準金，或增設有時限性的特別津貼；提供有需要家庭的子女學業和照顧支援，紓緩照顧者的精神壓力；綜援政策需進一步改革。
新冠肺炎疫症(COVID-19)自2019年12月爆發，在全球各地蔓延，截至2021年8月6日，全球確診人數累計已近2.01億人，全球累計死亡人數逾426.8萬人[1]。香港方面，同日累積感染人數近12,003人，死亡人數逾212人[2]。受疫情影響，香港的勞工市場面對巨大壓力，失業及就業不足狀況惡化，2020年12月至今年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7.2%，是2004年以來新高。隨疫情緩解，經濟復蘇，失業率逐漸改善，政府於今年第二季度（2021年4月至今年6月）公佈的平均失業率，經季節性調整為 5.5%[3]，但市場對全職、散工或兼職的需求下降仍持續影響基層市民。
綜合社會援助計劃（下稱＂綜援＂）的目的，是為因不同原因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協助他們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疫情下政府透過綜援系統提供具時限的失業支援措施，亦於2020年起已分階段實施《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提到的改善綜援計劃措施，疫情下長者仍是申領綜援的主要類別（佔57%），而失業（8.8%）、單親（11.2%）和精神欠佳（12.0%）為疫情期間申領綜援的主因[4]。
疫情爆發後，學者對其所帶來的影響作出多方面的研究，精神健康方面尤其受到關注，而壓力（Stress）、焦慮（anxiety）及抑鬱（depression）為疫情中最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根據Zhou的研究團隊（2020）[5]，港人的壓力、焦慮及抑鬱徵狀於疫情爆發後大幅攀升，當中以抑鬱的增幅最多，出現相關徵狀比較2016-17年高一倍。研究更提及長者及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士影響更為嚴重。這些精神健康問題為人們帶來不少負面影響。例如，疫情下，市民時常會為疫情及自己會否患病而感擔憂，會大大增加洗手及消毒次數（Wang et al., 2020[6]）、會減少外出或與他人接觸（Zandifar & Badrfam, 2020[7]）；另一方面，疫情亦會導致市民睡眠質素下降，甚至失眠（Xiao et al., 2020[8]）。有學者更指出，即使疫情過後，一般人的精神健康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回復正常水平（Public Health England, 2020[9]）。長遠而言，以上徵狀仍會持續一段時間。在疫情的影響下，對於原本生活已備受壓力的群體，如綜援婦女，生活及精神健康更受到進一步的打擊。
以上提及的調查大多包括一般大眾或大規模的弱勢社群，並沒有針對性地向特定有迫切需要的群體作出調查。而婦女大多為家庭照顧者，尤其是領取綜援之婦女，常常為照顧家庭而放棄全職工作機會，居住環境亦不甚理想，以深水埗爲例，不少綜援家庭是劏房戶。疫情期間，因家人居家辦公或學習成爲「新常態」，同時家庭的整體收入因工作機會減少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生活開支卻因抗疫物資、網絡學習設備等添置需要而增加，加上全家人長期擠住於狹小劏房，摩擦、衝突日漸增多，作爲家庭主要照顧者的綜援婦女因此承受更多經濟及身心壓力，其狀況亟需關注。有見及此，本會於今年四月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針對綜援婦女進行一項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香港綜援婦女的影響》的網上問卷調查。是次有兩個研究目的：一、了解受訪者在疫情中的身心狀況及；二、了解她們生活上的需要及關注點。是次研究共收集405份問卷，當中有效問卷為290份，研究結果如下：
1、研究結果顯示的問題：
綜援計劃下最高豁免計算入息的限額由每月2500元增至4000元；受惠者每月外出工作的首800元不需扣減增至首1200元不需扣減。但統計數字顯示，即使增加豁免額，疫情下無工作或要停工照顧停課的子女的基層婦女仍明顯增多，由73.88%增至85.57%。
另一方面，是次研究發現，受訪者中單親家庭佔66.2%，而超過九成的受訪家庭，有一名或以上未成年兒童（95.9%）。對於單親家庭而言，照顧未成年兒童之需要，常常導致婦女無法擔任全職工作，只能倚靠做散工、兼職或綜援度日，最終難以脫離綜援網。雖然政府透過「防疫抗疫基金」下的創造職位，計劃在兩年內於公營及私營機構創造約 30,000 個有時限的職位，涵蓋不同技能及學歷人士，特別是缺乏工作經驗的畢業生及青年人 ，綜援婦女並非計劃之主要受惠對象。值得關注的是，調查發現，疫情期間任職散工或兼職的婦女比例在出現明顯下降，分別由14.1%跌至9%，及由12.1%跌至5.5%。此項數據反映疫情帶來的經濟低迷，造成市場上散工或兼職的需求下降，導致綜援婦女尋找相關工作的難度大幅增加。
疫情下，政府多次宣佈停課，並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有關停課安排目的為減少學童及校內人員互相感染或傳播病毒的機會，避免疫症在本港社區中爆發。2020年幼稚園學生面授課程累積49日，小學則84日，中學則92日，可見本港中小學生疫情期間只有3個月的時間可回校上半日課；涉及影響學生人數逾122萬人，當中包括逾21萬來自貧窮家庭的中小學和幼稚園學童[10]。
是次研究發現，綜援婦女最擔心的問題均與子女相關，包括子女學業及管教。結果顯示，受訪者擔憂子女在疫情下不能回校，以及無法適應網上學習，而跟不上學習的進度。另一方面，因子女較疫情之前更長時間逗留在家，受訪者或需投放更多時間及精力於管教子女方面。
是次調查收集及整理了受訪者在疫情下的情緒狀況。在情緒自評量表DASS-21中，三個方面（抑鬱、焦慮及壓力）的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在該方面的情緒問題越嚴重。2020年3月至5月，Ivy F. Tsoa， Sohee Parkb 訪問了555名疫情下的18歲或以上居於香港的人士，收集了461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有超50%的普通居港人士表示有中度或以上抑鬱及壓力情況，約25%的居港人士表示有中度或以上焦慮。相較之下，雖然是次調查所顯示的綜援婦女自評的抑鬱及壓力程度與一般居港人士相若，但焦慮程度（56.3%）卻遠超普通市民（28.1%），顯示他們可能在缺乏支援及應對措施的情況下，很多壓力和困擾已經升級為焦慮情緒。另外，超過五成受訪婦女指出，情緒問題相比疫情前嚴重，有33.4%的受訪者更確診患有抑鬱症。反映受訪者的精神健康需要得到關注及需適時專業的支援。
是次調查發現，受訪者的支援網絡貧乏，社會支援的平均值僅得39.23分（標準差為11.26），遠低於本港新移民的57.0分（標準差為17.1）（Chou, 2012[11]）和大學生的64分 （標準差為10.2）（Hui, 2018）[12]。
以往，家人和朋友往往為重要的支援體系，但是次調查發現受訪者最大的支援網絡卻並非來自於家人和朋友，而來自「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如社福機構和教會工作員等），有4.06分（滿分為7分）;其次為朋友(3.90分)；而家人僅有3.83分。可見對於受訪者，增加社區支援尤為重要。
41.7%的受訪者表示，她們的支援狀況較疫情前差。可能的原因包括疫情期間因限聚或防疫措施，社區内的社福機構及教會等團體未能正常開放；社署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發展，多次調整資助福利服務的運作幅度，部分服務單位停止提供服務或只維持有限度服務。整體而言，在疫症的影響下，不論政府或非政府社福機構都接近「停止運作」，其中「緊急服務」暫停更令各受惠對象面對極大困難。例如，有服務對象表示，申請緊急基金甚或綜援時求助無門。另外，有基層指出，申請在職家庭津貼等福利時獲回覆：在「有限度服務」下需時更久。同時，一些非政府機構的「食物銀行」服務亦缺乏應變措施[13]。
大部分受訪婦女均表示家庭開支較疫情前有增加，平均增幅為1,534元，這可能與疫情促使食品價格通脹（以消費物價指數量度）急升，民眾對食品雜貨的需求上升，並由餐館和學校用餐轉為在家用餐有關[14]。另外，即使本港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但去年全年基本通脹率為1.3%[15]，預測2021年本港整體通脹率為1.6%[16]。雖然港府於2021年2月起將綜援的標準津貼調高2.7%，但疫情期間街坊相關津貼的增幅無法追到支出的增加，這亦與綜援標準金未有覆蓋到綜援受惠人的各項生活開支有關。
另外，受疫情影響，購買抗疫物資成爲日常的基本支出。此外，大部分學生的上課方式由線下轉為線上，而網課相關的學習費用，如購買網絡、數據卡、電腦或平板電腦等學習物資之開支亦相應上升。現時綜援制度的標準金額數據，是社署於1996年按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制定。標準金額其後只一直根據社援物價指數的變動來調整。但社援指數所包含項目狹窄，疫情下家庭需購買抗疫物資、兒童在家學習需要電腦和網絡的支援，這些亦未涵蓋在標準金中。這也解釋了綜援受惠者的標準金有上調，幅度亦高於本港整體通脹率，但她們仍入不敷支的原因。雖然現時政府已就綜援金作了一次較大型的調整，例如恢復早前削減多項針對健全綜援成年人的特別津貼、提升電話費用津貼等，但仍未解決綜援兒童的學業和課外活動需要。從另一角度而言，調查中也突顯綜援婦女在疫情下開支增加的無助感。調查中超八成的受訪婦女面對家庭開支增加只可選擇「節衣縮食，削減開支」（83%）,其次為「不讓子女參加補習或興趣班」（37.5%）和「向親友借錢」（28%）。以上的方法根本無效改善家庭的生活，反而令綜援家庭在日常生活或子女學習等方面受到負面影響。
社署於2020年起分階段實施相關政策，在各項改善措施中，受助婦女滿意度最高的政策為「提供與電話有關的津貼」（64%）。其次為「提供公共房屋的水、電及煤氣／石油氣按金津貼」（56.9%）、「提供牙科治療費用津貼」（56.5%）、「提供租金按金津貼」（49.8%）及「將全數豁免入息從800元提升至1200元」（49.0%）。
但是，調查亦顯示，現有的紓困措施並不足夠。例如受訪之綜援婦女提出，最希望得到的支援為「提升綜援標準金」(83%)，其次為「提供子女補習津貼」（79.1%）、「提供購買網上學習物資」（60.7%）及「提供子女參加課外活動津貼」（59.7%）。可見數據卡、網上學習物資和抗疫物資等項目，在疫情下被各項津貼列爲額外開銷，沒有向受助人提供直接支援，而受助人為滿足疫情下的新增生活開支項目，只能以節衣縮食或借貸的方式應付。加上標準金僅以社會保障綜援實際物價指數調整，未能正視現時受助人和子女就學習或課外活動的需要。由此可再證調整基本生活需要的項目的需要。
是次研究顯示，「日常支出」、「子女管教」及「子女學業」均與受訪者的「抑鬱」、「焦慮」及「壓力」呈負相關，意味著以上三項可能是令受訪者情緒狀況變差之重要原因。因此港府日後若能在協助綜援婦女的子女學業和減輕她們的管教壓力方面著墨，相信對減少基層婦女的抑鬱、焦慮和壓力等情況將甚有幫助。如在疫情中期和疫情後期能為基層兒童提供適宜的功課輔導、補底班；並為照顧和管教壓力大的婦女提供託管服務或分流和分時段到校學習，相信亦會有效幫助她們減輕照顧壓力。
另外，「家人」及「朋友」與情緒自評量表(DASS-21)分數呈負相關，亦顯示社會支持越強，婦女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越低，其中，「家人」的支持對婦女情緒健康之影響最爲明顯。然而，基於大部分受訪婦女是單親、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因此增加和拓寬她們的朋友和社區支援網絡尤為重要。
綜合研究結果，基層綜援婦女在疫情下生活開支有所增加，受訪者亦為子女的學業及管教感到困擾，疫情亦導致受訪者精神狀況欠佳。本研究最後在經濟、家庭及社會政策方面提出建議，望從多方面提升綜援婦女的生活質素。
在疫情或緊急狀況下提升綜援標準金，或增設有時限性的特別津貼，如：
- 抗疫物資津貼
- 提供購買學童電子學習物資津貼（如網絡、數據卡、電腦或平板等）
- 發放特別開支津貼
- 為學童提供功課輔導或補習班
- 學校和社署應為有需要的兒童和家長提供線上或線下服務（如提供託管、管教支援和情緒支援服務）
- 學校可考慮提供託管、功輔、活動三合一的託管班
- 設立社區保姆牌照制度，並提供社區託兒劵，舒緩婦女的在家庭照顧的壓力
- 停課期間，學校應考慮安排居住環境較狹小的家庭輪流回校上課及學習
2.3 社會政策方面
長遠上，綜援政策仍需要進一步改革，如：
- 改革綜援制度，檢視社援指數
- 綜援金應將綜援兒童的補習和課外活動擬為基本生活需要，開設特別津貼
- 增加工作誘因，協助婦女脫離綜援網，如將綜援全數豁免額由$1200元增至$3500元或按家庭人數調整。豁免期限增加至三個月，將兩年一次豁免機會增至三次
- 鼓勵綜援婦女參與就業培訓及進修，婦女參與就業及培訓，可獲免費照顧家庭的支援服務或津貼
- 正視綜援超租狀況，確保租金津貼足夠受助者租住劏房
- 擴大「防疫抗疫基金」下職位的受惠人士至綜援婦女
2021年8月8日
[1]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earch Center, COVID-19 Dashborad: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9冠狀病毒病-香港最新狀況：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7/20/P2021072000450.htm
[4] 社會福利處 社會保障統計數字：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statistics/
[5] Zhao, S. Z. et al. (2020). Mental health crisis under COVID-19 pandemic in Hong Kong,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00, 431-433. https://doi.org/10.1016/j.ijid.2020.09.030
[6] Wang, C. et al. (2020). Immediate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2019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epidemic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17(5), E1729.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051729
[7] 同前註22。
[8] Xiao, H. et al. (2020). 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sleep quality of medical staff treating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2020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Monitor, 26, e923549. DOI: 10.12659/MSM.923549
[9] Public Health England, “COVID-19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recovery action plan” 27 March 2021.
[10] 香港01 2020回顧「全年總結上學日不「破百」 小學生平均只有約75天面授」：https://www.hk01.com/%E8%A6%AA%E5%AD%90/568575/2020%E5%9B%9E%E9%A1%A7-%E5%85%A8%E5%B9%B4%E7%B8%BD%E7%B5%90%E4%B8%8A%E5%AD%B8%E6%97%A5%E4%B8%8D-%E7%A0%B4%E7%99%BE-%E5%B0%8F%E5%AD%B8%E7%94%9F%E5%B9%B3%E5%9D%87%E5%8F%AA%E6%9C%89%E7%B4%8475%E5%A4%A9%E9%9D%A2%E6%8E%88
[11] Chou, K. L. (2012).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new migrants to Hong Ko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neighborhood collective efficac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38(1-2), 63-70.
[12] Hui, T., Yuen, M., & Chen, G. (2018). Career adaptability, self‐esteem,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66(2), 94-106.
[1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信義角度 — 疫情下看基層的匱乏及反思」：https://service.elchk.org.hk/belief/54m/site/service_1.html
[14] 宏利投資管理 「食品價格通脹出現的可能性有多大？」：https://www.manulifefunds.com.hk/zh/insights/how-likely-is-food-price-inflation.html
[15] 東網 「預算案：去年全年通脹1.3% 料港今年經濟恢復正增長」：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224/bkn-20210224110450448-0224_00822_001.html
[16] 智富「陳茂波：預測今年香港經濟增長3.5%至5.5% 整體通脹率為1.6%」：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884971/%E3%80%90%E8%B2%A1%E6%94%BF%E9%A0%90%E7%AE%97%E6%A1%882021-22%E3%80%91%E9%99%B3%E8%8C%82%E6%B3%A2%EF%BC%9A%E9%A0%90%E6%B8%AC%E4%BB%8A%E5%B9%B4%E9%A6%99%E6%B8%AF%E7%B6%93%E6%BF%9F%E5%A2%9E%E9%95%B73.5-%E8%87%B35.5-%E3%80%80%E6%95%B4%E9%AB%94%E9%80%9A%E8%84%B9%E7%8E%87%E7%82%BA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