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懷念

堂妹 詠嫻 

我是同輩中的妹妹，小時候，經常得到哥哥姐姐們的關心和教導。

立哥比我大7歲，給我很多正面教導。當他還是11歲，就帶著我們一班小朋友去見識這個世界。他總是有很多生活上的樂趣，在一眾小朋友面前變魔術，逗我們高興；教我們捉圍棋、中國象棋、打乒乓球、羽毛球、踏單車等。

有一次看電影途中，離家不到10分鐘，他問我:「累嗎？」就二話不說，背我到電影院去。

第一次到餐廳吃西餐，也是他帶我們。他細心教導我們怎樣拿著刀叉吃東西，我們感到既新鮮又好玩。

當年伯父，伯母一家回鄉探祖母。回港離村上艇時，伯父點算人數， 少了一個，立即下艇入村找人，原來一位七、八歲的小孩正在教其他人打功夫，他就是立哥。

一切歷歷在目如昨日，點點記憶在心頭。

求主保守立哥的靈得以安息及照顧他的家人。

「立哥」給我的「第一次」 

堂弟 可鵬 

立哥比我年長10年。我的童年正值他的盛年，在很多方面他都給我啟蒙和指導，也豐富我童年的點點滴滴…… 

立哥、詠嫻和我三人行到上環卜公花園踏單車，這是我的「第一次」。我當然是左搖右擺，東歪西倒。但在立哥耐心指導下，我和詠嫻也樂透半天。指導之餘，立哥也示範如何踏車……「嘩，好厲害啊！」

天昌有夜宵的習慣。在等候之餘， 立哥教我下象棋，是我的師傅，但我也屢敗屢戰。一晚，不知立哥是否肚子餓或甚麼，輸了。我「第一次」嘗到甜頭，樂透了！當年情景現在還歷歷在目: 用「車」、「馬」圍著他的「帥」，在那張綠白長檯旁的睡床對奕！ 

立哥也曾帶我、詠嫻和麗珍一起去吃「大餐」。依稀記得那餐室有兩層，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 

「目欲窮變世，心行止遠末。 

人間頻更替，無動是真情。」 

——《源氏物語》紫式部

忘不了你天真的笑臉 

盧龍光

立叔和我同年，大家也是在80年代初一起投入全港性的社運，所以我們算是同輩，我習慣叫他阿立。

其實我在1973-76年讀中大研究院時，先認識他的太太蒂綿，以及他的三哥可強。蒂綿在80年代初到我在柴灣服務的愛華村堂洗禮，其後我為她和可立安排及主持婚禮，因此我們更加熟悉。

可強在火紅的年代多次到中大學生會演講有關中國內地的情況和他的看法，雖然我對他講的內容和立場難以認同，甚至每次都提出質疑， 但是可強兄對黨國的熱心和支持， 對我有一定程度的衝激和啟發，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和阿立一起參與社運，是1980年11月底，當時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宣教會議衍生的「各界反對兩巴加價運動」，阿立、阿石、華叔和我四人，無論是會議和請願行動，都經常在一起。我第一次和他見面，就問他和可強有沒有關係， 得知他是弟弟，而且對社會同樣有一種非常投入的熱情，就更為親切。而我們對香港社會的關注和承擔有更多的共識，以至其後幾年成為社運的親密兄弟。我發現阿立是一個低調、寡言、不愛突出自己的參與者，有時也是一個提出不同角度看問題的建議者；他在行動時不缺席，是一個可信賴的同行者；他臉上時常掛著天真的笑容，使人覺得舒服。

1988年，是我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第三年，因為教會在3月開會決定我在年底回港的工作分配，我特地回港10天，不料得聞阿立患上癌症，立刻往他在上環的家探望。當晚他雖然說話不太方便，但是仍然興奮地和我分享他在病中的經歷， 特別在痛苦到差不多要尋死時，對上帝呼救而經歷那種溫暖和醫治的過程，使他更新了對上帝的信心。相見的時間雖短，他的分享使我得到安慰，確信他的生命會得到治療。

我在1988年底回港，知道他康復得不錯，其後知道他去了中大忙於教學；而我自己在灣仔紅磚教堂忙於教務、重建聖堂和因八九六四的各類活動，和阿立的接觸少了。

我在1995年也進入中大工作，但是他在山頂，我在山腳，除了一些不期然的相遇外，一直各有各忙而沒有機會長談。2014年底，大家都退休了，他告訴我：”Getting old, but still maintain a young spirit. Son Kwun Chi graduate in Sydney, will take up a master degree soon. Hope to chat with u later.” 

結果等到2020年的9月14日，我們終於可以在崇基教職員餐廳聚舊、回顧，暢談約三小時。看著他仍然天真的笑臉，我們一方面興奮地說舊事，另一方面在反思，究竟我們過去為香港社會做了什麼？有成就什麼嗎？今日的年輕人面對的是什麼？我們過去的分析、行動模式和舊日對香港的假設，還有意義嗎？ 面對今日的「新香港」、「新新中國」，我們是否要放棄舊有的思想框架，用「新」觀點、立埸和策略去應對？ 

我們當然沒有什麼結論，只是大家同意再相約。不料，12月的第四波疫情使我們無法繼續見面。今年3月在臉書和messenger的簡短分享，成為我們在今世的最後接觸。

不過，阿立，你已經服務了你的一代，幾十年如一日，不忘初心，現在息了世間的勞苦，上帝必然稱讚你是一個「良善、忠心的僕人」！ 

阿立，等待著我們再相見，到時我們可以知道的更多，看到上帝如何行動，我可以再見到你天真的笑臉，更開懷地暢談！ 

余仲賢

我們的好兄弟立叔，4月10日凌晨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於睡夢之中安祥去世。立叔與我們一班人不但是好兄弟，我更是他的伴郎。我們一起在「艇戶幫」裏成長，「艇戶幫」是一個重要標誌，凸顯我們對於社會正義的支持。

當年的一切歷歷在目， 恍如昨日。1979年1月7日，立叔與我先到達港督府，與其他團體一起等候兩架旅遊巴前往請願。當我們得悉旅遊巴在港島隧道口被警察截停時， 當時在場的周偉民神父，他是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的，他有架「綿羊仔」，大家商量誰去支援， 立叔便說他去，他要了解發生甚麼事。好笑的是，當時立叔一上車， 梁寶霖就下車影相，接著警察就命令巴士開去中央警署。在這種情況下，立叔被拉了。我知道如果當時我跟他一樣上車，我也會是其中一個被拉的對象。

艇戶事件引起很大反響，特別是社工界，揭示了很多社會服務的問題。我當時在「大窩口合一社區發展」工作，代表社工界支持艇戶事件。我的同事陳順馨也參與其中， 因為她在「觀塘居民諮詢服務」當義工，那裏有一大班人包括余德新醫生、陳肇誠、梁享南等都支持艇戶。還有SoCO的工作人員黎廷瑤， 現時已成為《星島日報》老總，他也是其中一個被判罪的社工。

除了「艇戶幫」，我們還有個稱號「棺材幫」。1979年3月24日，我們第一次將棺材送去房屋署，抗議政府漠視艇童遇溺問題，我們並宣布不會事先向警務處長申請許可。同年4月27日，高等法院駁回艇戶支持者的上訴，我們在高院門前放了「民主已死」的花圈。

我們一方面協助艇戶爭取上岸，另一方面持續衝擊公安法。可以看到，艇戶事件成為「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重要的催化劑。我曾任社總外務秘書，立叔在外務組作了很多貢獻。

那一年（1979）發生很多事。除了艇戶事件，還有馬仔坑（馬仔坑村、仁義村、仁愛村及獅子山下村）大火，好像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那樣嚴重，當年SoCO的董事楊森主要在仁義村幫手，看到整個災民抗爭運動的發展。也是同一年，政府清拆粉嶺安樂村，警方用催淚彈趕走居民，也涉及公安法例的問題。這一年間，很多很多人因公安法而受壓迫。

社總的宗旨是「團結同工、爭取權益、改善服務、支持正義」。我與立叔相識近半世紀，經歷許多風雨，社會正義一直是我們處事的指標與尺度，未敢或忘。謹以此紀念立叔。

悼念可立兄 

楊森

一九七一年，我入港大修讀社會科學系就認識了可立兄。我們同選修了社會學，因學生人數不太多，而可立兄也喜踢足球，故相識起來。其實，彼此較相熟的原因，是大家都參與當時的學運。在當年所謂火紅年代，大家都讀了魯迅的詩，即「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呤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或顧憲成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在一片認中關社聲中，我們都傾向多關注本港殖民地事務，而對中國事務是較多批判性的。

畢業後，他和麥海華兄一起回港大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修讀社工碩士課程，其後投身社會服務和社工教育，及參與社運。為社會公義及弱勢社群，終其一生，努力不懈。

猶記得今年二月，因知悉可立兄從醫院回家，便用手機向他問好。他回訊說家人安好，兒子冠之工作順利，更提到我們這一代面對很多政治矛盾及參與、希望及失望，但願現今大家都可以心境安詳平和、笑看風雲。他的細語既點出現時社會的景況，亦表達了對友好的祝願。

可立兄是我的老友和戰友，為人正直，是一位謙謙君子。彼此相交數十載，是我的榮幸。在本港社區組織工作、社會運動及公民社會的發展上，可立兄可謂貢獻良多，令人敬仰和深切懷念。

梁祖彬

立叔出身於學運、社運及社會行動蓬勃的70年代。他就讀大學時期被稱「社會派」學運的積極參與份子，畢業後選擇在明愛從事社區工作。同時，他開始參與一些社會運動，如失業行動組及社區為本爭取權益的社會行動，我因而認識了他。當時他給我的印象是斯文、不多言、誠懇、不過激和踏實，是一種分析型的社區工作者。

與不少學運份子的路途一樣，他其後在港大修讀社工碩士，接受我教授的社區工作課程。作為一個學生，他勤奮好學，充滿尋求社會公義理想，亦喜歡與老師及同學分享他對事件的看法，但他從來不是一個喜歡爭辯的人。

他畢業後，接受我的邀請受聘於 SoCO。要知道，SoCO當時財政不穩，員工工資低，更被政府列在壓力團體黑名單中排第一的機構。他當時的選擇反映他對社區組織工作的熱情和理想。他應該是SoCO第一個聘請的專業社工，亦是有最高學歷（碩士）的員工。他參與領導艇戶事件，把社運推到高峰。艇戶事件不單結合了社會改革力量，亦改變了殖民地政府對壓力團體的政策。其後，政府資助NLCDP以緩和社區衝突；推行諮詢政治，行政吸納社運份子；更推出地方行政計劃以民主化社會。

其後，他當了SoCO主任（1978年至1988年）。在轉職中大後，便被邀請為董事，不久更被推選為主席。SoCO在他領導下的十多年， 發展踏入了黃金時期。我們可以說，SoCO今天的成就與立叔對社會公義的貢獻是不可分割的。

我與立叔40多年的關係有著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但與他的友情極為深刻及難忘。最後，願他安息，在天父的懷抱中。 

王愛儀、莫泰基 

上世紀七十年代，馮可立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他是我們的師兄。當進入社會從事社區工作，常常碰到很多新課題，他都是我們的請教對象。印象最深刻是他的政策倡議理念：做任何社會政策改革， 必須考慮政治因素和民眾意願；更要遊走於決策人士和群眾之間。對於初出道的我們是當頭棒喝；因為在學院裏，甚少提及政治因素，更不用說要周旋於決策人士之間。

更重要的是，馮可立的見解不是停留於理念上，而是身體力行。七十年代末，他協助和陪同油麻地艇戶上岸的遊行抗議、遭到逮捕的事件，成為社會工作專業的行為典範，並啟發日後社會工作專業介入眾多社會運動的先河。即使在廿一世紀的香港，馮可立的理念和行動才華，仍然彌足珍貴。

除了五十年來對於正義的堅持，馮可立亦有感性的一面。在朋友閒聚聊天時，他總是充滿豪情雋語，講不停的人情世故，說不盡的輕省瀟灑，細味同行暢論的滋味。人生難得一知已，立叔有數不盡的知心友。 

我們永遠懷念你！ 

仲有一公里 

梁寶霖（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同行四十年

支持艇戶上岸、反公安法、 爭取全民退保等抗爭

你一直不離不棄

如今你離我們而去

真的捨不得你

沒有機會

和你走完這最後的一公里

但願你在天國

默默地祝福我們

願你安息及一路好走

寫於2021年4月28日

國際工殤紀念日

悼可立 — 同學兼社運戰友 

麥海華

可立於1971年進入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修讀社會學，而我是72年進入文學院修讀哲學同政治。當時正值學運火紅年代，可立曾任港大學生會的常務秘書，是社會派的一份子，接受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洗禮，又關注基層生活的困難，在認識中國問題上，持批判的態度。

可立畢業後投身明愛在牛頭角從事社區工作。我曾參加失業行動組， 跟可立和楊森等關注通貨膨脹和工人失業問題。我和可立對國家民族苦難有著共同的關懷，亦擔心大陸的官僚體制造成貪污舞弊和官僚主義，產生新階級的問題。可立在與國粹派的鬥爭中，堅持走社會改革的道路，而我亦在學生組織中團結社會派、民主自由派和逍遙派，一舉擊敗國粹派而奪得75年港大學生會會長一職。

我畢業後，進修社會工作碩士課程，與可立和蒂綿成為同班同學。我們對Prof. Peter Hodge（何志教授） 的批判式社會政策的介紹及梁祖彬老師的社區工作理論和手法十分感興趣，尤以Saul Alinsky的社區組織及行動手法深受教益。在社區工作實務上，我們強調發掘社區問題， 以受影響居民為主體進行組織，採取公開行動策略以爭取社會支持和當權者的回應。這種工作手法在艇戶事件，甚至成立公屋政策評議會等事上，都發揮一定作用。

78年畢業後，可立加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1978年至1988年） 工作，而我也早已加入了社協的董事會。1979年初的艇戶事件，連艇戶共76人全數被控非法集會，結果馮可立、黎廷瑤、甘浩望神父、陳順馨、余德新等共11人被判罪成， 罰款和守行為18個月，成為社工在執行職務時被控入罪的先例，當時在行內造成很大的震驚。

但刑求壓不住抗爭激情。我們一班CD友遂以「艇戶幫」自稱，採取各種行動繼續關注事件，3.24抬棺材至何文田房屋署，抗議避風塘淹死幼童事件。其後，更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辦展覽會，揭露油麻地避風塘的惡劣環境和兒童的死亡，引起傳媒關注。結果，布政司姬達爵士約見我們「艇戶幫」的代表，表達政府不能優先安置艇戶上樓，因為會造成打尖，對輪候公屋居民不公平。但我們爭辯說，他們不是想上樓，而是接受安置於臨時房屋區。結果，油麻地避風塘於其後加速填海，在外面重建新的避風塘，而艇戶最終獲得安置上樓。社會事件獲政府高層重視及願意直接與抗爭組織者對話，反映政府受到社會壓力而要作出讓步，讓問題能獲得解決。

艇戶被捕事件對我們這班初出茅蘆的社工而言，實在是很大的打擊， 但我們並沒有放棄組織居民爭取權益。反而，為了保障社工在執行職務時獲得機構和專業組織的支持， 我們發起並於1980年成立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以「團結同工、爭取權益、改善服務、支持正義」為創會的宗旨。

另一方面，馮可立與法律界的青年才俊如陳弘毅、陳文敏、陳兆愷等人共同商討爭取修訂公安條例。經多年的努力，法例最終放寬到30人集會不用申請，而政府亦在各區不同地方設立公眾集會的場地，只要獲康文署等部門批准便可進行集會。20人以上的遊行，因會影響其他人士使用道路而需向警方申請。這些安排在殖民地後期逐步放寬， 回歸後則要獲警方不反對通知書， 方為合法。但時移勢易，當前， 政府對公眾集結已有極為不同的看法。日後能否再以上街抗議行動來爭取權益，大家只能拭目以待。

我與可立45年的認識、接觸和合作，充分了解到他是個有理想、有激情、有人文關懷的人。他對國家民族、社會基層的關切，有來自心底的投入和承擔。他並不以意見領袖自居，反而願意聆聽，表達己見也當仁不讓，而且有所執著與堅持，從不放棄。在社會抗爭上，經常據理力爭，但在行動上卻是和平的、有節制的；行動有組織、以居民利益為依歸。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策略成為社工的楷模。但在目前這個以國家利益至上、以國家安全為首要關注的局勢下，可能這種溫和的手法也要重新思考了。所以， 可立的離世，可能也象徵一個和平抗爭時代的終結吧！ 

在此，我引用提摩太後書4章7-8節的話告慰可立：「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可立，希望你在主的懷內安息！也祝願我們這群為社會公義而努力的同行，能像你一樣，堅持到底，以精誠和理性感召社會作出改變吧！ 

啟蒙導師

呂大樂

當初認識立叔的時候，我是一名中六學生。當年因為所屬的歷史學會有機會主辦聯校活動，大家不知天高地厚的選了共產主義在中國與蘇聯的題目，但又竟然沒有遇到任何阻力，並順利邀請到兩間女校的同學合作舉辦一個大型展覽。接下來的問題是大家對這個題目所知甚少，不知如何入手。就在那時候， 通過班上一位同學穿針引線，連繫上立叔和張炳良，再而通過他們組織了一連串學習講座，由馬克思主義講到1949年之後的中國。

那個學習班請來當年一些前學運領袖擔任講者，但更有趣的部份是講座結束後一群人（在鵝頸橋的一間西餐廳）繼續討論。立叔差不多每次都出席，而且從不吝嗇個人的時間，很願意跟我們進行討論。他的風格是任由我們提問題、講出自己的看法，而他則在那個基礎之上， 提出另一些我們需要思考和回應的提問。在反反覆覆思辯的過程中， 立叔會以拋出一組接另一組提問的方式，要求我們將問題想清楚。

很多年之後有次跟立叔聊天，東拉西扯的講起往事。我告訴他：自己第一次走進港大學生會Council Chamber，是由他帶去的；1977年成為SoCO的義工，組織安置區居民爭取託兒服務，是經他介紹的…… 很多、很多，他是從不言倦的啟蒙導師。

別矣 立叔

張國柱

認識立叔是緣於他為油麻地艇戶爭取權益被警方以《公安條例》檢控，及後立叔鍥而不捨向各方爭取修訂《公安條例》，打開了民間爭取成果的首步。立叔身體力行的精神實為後輩的典範。

「艇戶事件」促成後來社工總工會的成立；社總成立之初，立叔已連同麥海華和楊森等一同爭取NGO與SWD同步進行「福利職級檢討」， 並發動社工第一次罷工，結果是同工們得到公平的對待，自始社會福利服務邁向專業化。

往後日子有很多社福事件、民生議題和爭取民主普選等活動都見到立叔的身影，很多時候他都是默默參與，而他的出現會令人感到鼓舞； 立叔常在社會爭議時主動關心民生政策的釐定，他會先聆聽後指導， 並特別關注弱勢社群服務、貧窮問題、房屋問題、退休保障、醫療制度及普選進程等。

立叔80年代住在上環，亦是我的街坊，故有機會碰面；記得陪他去瑪麗覆診時，他告訴我去讀MSW的觸動是社會的不公平，他認為接觸基層才真正看到社會真實的一面，也是因為這樣，才決意走進社會工作的領域。

別矣，立叔。你為社會基層，為公義，為社工教育貢獻一生，離世前仍關心香港醫療如何為基層服務， 送上敬輓： 

孜孜不倦扶後進 

鞠躬盡瘁為基層

悼 可立

趙維生

我在1975年認識馮可立（立叔）， 當時我們在牛頭角明愛工作，我在家庭服務部，立叔在小組及社區工作部。當時部門之間合作機會不多，但因為午餐「搭食」，有時收工一起打羽毛球，我們也熟絡起來。立叔對弱勢者的支持，不單充分表現於社區工作中，甚至在羽毛球場上也顯露無遺：當時我們家庭服務部的雙打拍檔，經常和社區工作部同工進行「牙骹戰」，立叔落場不多，但每次都站在我們一方， 為「輸硬」的一方打氣。雖然最後我們仍是輸家，但立叔每次都為弱勢者充權和「教路」，我們「半公半私」的友誼不知不覺也建立起來。 

我和立叔一同在「牛明」工作的日子不長，但在其他平台仍繼續合作，私下也保持聯繫，冠之出生後，兩個男人有時碰面也會「講仔經」，話題亦公亦私。每當談到兒子，立叔總是帶著滿足的笑容，偶然也會自豪一番，然後又用笑話自我解嘲。這些日常生活的小片段， 反映立叔生活的立體性：既委身於社會改革卻不失感情關懷，十分難得。 

立叔進入中大教學後，我們在論壇、研討會和各種委員會等場合同台出現和合作的機會更多，我們信念和興趣相近，也有共同的社會理想。雖然我們對社會政策和政治分析有時意見不同，在公開場合也有激烈辯論，立叔也會針鋒相對，堅持原則，據理力爭，條理分明，毫不退讓，但在過程中他始終冷靜理性，也願意聆聽批判聲音。而且， 我佩服他對社會改革既見森林，也見樹木；原則、策略與實務俱備的仔細態度。的確，立叔是當今社福界的經典人物，貢獻有目共睹。 

老友，你已付出一生最好的，願你主懷安息，天家再會。

懷念「立叔」

學弟 李永達

1976年我進入香港大學。九月的時候就是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逝世。當時自己年輕，膽粗粗一個人就走入陸佑堂，出席毛澤東逝世紀念活動，見到台上很多現時仍在政界響噹噹的學長。這就是當時的政治氛圍，中國的政治還未改革開放，很多學生活動由國粹派把持，對北京政府採取了盲目信任的態度。當時社會仍在發展經濟階段，有大批基層貧窮人士住在大片的山邊木屋或擠逼的舊樓房。

我七九年擔任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多了機會去接觸社會上被壓迫的貧困人士。當年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是社運界非常進步的組織。殖民地政府解密文件說社協SoCO是殖民地頭號的反政府組織。當時馮可立就是社協的主任（1978年至1988年） ，是港英政府「頭號搞事分子」。社協是用一種衝突性的手法，透過抗議示威的手段，迫政府改變政策。在過程之中最重要就是要令到街坊由被動參與者變為主動參與， 最後成為領袖。對當時我這個學生來說，這是一種非常嶄新的抗爭及組織概念，再不是用傳統的救濟性福利的方法。而是以人為本，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領袖。我同立叔合作最多是78/79年的艇戶事件，我的工作就是組織同學支援艇戶各種示威行動。我還記得發生被捕事件的那天，我負責組織同學在港督府會合艇戶。但是在港島等了很久，都等不到艇戶出現。我唯有坐了一個朋友的電單車經過隧道去何文田SoCO總部，到了總部才知道旅遊巴士已經離開。我唯有再騎電單車回到港島，在隧道出口附近見到旅遊巴被警察攔截，車上所有人被告非法集會。雖然最後艇戶獲釋，但11人包括社工及同學被判刑。這是香港歷史上最重要一個居民抗爭事件。立叔就是這個行動的指揮。

大學畢業之後就有香港前途談判。很多討論前途問題聚會，會見到立叔。他會直率、有理據地講出他的意見，他發表意見的時候，仍然堅持他作為港大師兄及社會派一份子的一種立論，對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應該透過自己獨立思考，批判性地去考慮他們提出的任何意見。立叔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正直的人。我估計如果立叔跟隨一些附和權貴的人，我肯定他在社福界會榮華富貴。但他一生忠於自己，忠於自己的理念。

立叔請你安息。 

黎廷瑤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的寒冷早上， 我和幾個義工陪同一批油麻地艇戶，登上旅遊車到港督府請願，我的上司本可以在辦公室指揮，卻身先士卒，前來與我們一起出發，令我很感動。那位上司，就是可立兄！他其後與我們一起被捕，同遭起訴和判刑。

我其後轉投傳媒行業，他就繼續堅守社會工作者的崗位，當年甘冒被捕之險登上旅遊車那份扶助弱勢的激情，一直沒有改變，而且在其後的教學生涯中，感染新一代社工。

現實世界如大浪淘沙，但可立兄悲天憫人的熱誠，並沒有被磨蝕，終其一生懷著四十二年前一月七日登上旅遊車時的初心！ 

別了，可立兄，您當年的捨身豪情，我是不會忘記的！ 

陳彩英

我認識立叔，始於80年代初共同參與籌組成立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亦於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工作期間保持聯繫和合作，成為行內好友。大約10年前我知悉一位親戚是立叔的中學同學，關係更覺拉近了！ 

過去40年，立叔給我的印象始終如一：有使命感、有承擔、有熱誠、有堅持；保持初心，待人謙遜有禮；說話堅實有火，貼近民情民意，挺身為公義為基層發聲，做研究，做倡議，推動政策改革。他實在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社工、朋友。

立叔於97年曾說過香港「很多事情並不可愛，但努力後就變得可愛……香港是我家」。立叔，我會緊記你這說話，努力為我們這個家！ 

我與立叔

羅致光

40多年前，我還在修讀社工碩士課程，參與社工活動時，便與立叔相識，第一次應該是當年的CD Camp。其後的接觸主要都是和社總活動、社會運動及政治有關。在我作為港大社工系系主任及後協助教學安排期間，立叔亦有回到港大教一至兩科與社會政策有關的選修科，直至2008/09學年。最後一次和立叔合作的，便是2014年在政改討論期間，我和立叔是18學者方案的成員。

一天晚上在夢中，像是在理大的一個課室中，遇見立叔，我和他說笑：「年紀愈來愈大，你看來愈來愈似你的哥哥。」他笑笑口，清清喉嚨，便行開了。第二天，便收到立叔離世的訊息。一代社工，就此離去，茫然若失。

劉銳紹

已忘記我在什麼時候認識馮可立， 應該是一九七八年他擔任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1978年至1988年） 的時候吧。一九七九年的艇戶事件，我也有採訪。那時候，他成為《公安條例》下第一代因公義抗爭而被拘控和判罪的社工。1984年， 他赴英要求加速香港民主化，我也在倫敦採訪了他。日後的接觸更不只採訪關係，而是更深層次的社會和民主探索了。

在整個過程中，他始終堅持兩點。其一，他的目標是為老百姓解決問題，而沒有什麼雜質。以前市民的訴求比較集中在民生問題，他悉力以赴。基本溫飽解決後，市民就有其他訴求，這是自然的社會發展， 他同樣為民發聲。

其二，他一直堅持和平行動，理性爭取；在艱難困頓的時候，也是這樣堅持。他多次跟我說，社會改革要像地盤打樁，建立深厚的根基， 才能建成高樓大廈。

所以，即使他面對極大困難，仍堅持理性行事，不斷推動社會改革。他後來經常出席我的電台節目，立言行事，也是這樣的態度。他的言行孕育出熱誠和實幹的第二代、第三代社工和社會骨幹。

謹以此詩悼念知交： 

悼念知交慟肝腸 

馮家有子作社樑 

可歌可敬今時唱 

立言立德後世揚

杯汝前來！敬悼立叔

鍾劍華

杯汝來前！敬此芳魂，念此形骸。記亦師亦友，明心洞火；不慍不戾，貫耳鳴雷。社政興革，民權事業，功澤不容青史埋。英靈去，正世道沉變，能不痛哉！ 

君如鳳翮龍媒，已拓始啟後無疑猜。看窮塞前代，民智開導；淪垮此日，政暴成災。夙智長存，風懷常慕，願承遠志酹此杯。典型在， 縱騎鶴仙駕，垂範將來。

還是高中學生的時候，正為自己的升學及畢業出路思考，開始對社會工作這一個當年還未被確認為專業的行業感到興趣。正是那個時候， 發生了油麻地艇戶事件，也知道有社會工作者被拘捕檢控。那可能是我與馮可立先生（立叔）神交的開端。事發的第二年，我便進入了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工作，也對立叔本人及當年他主理的社區組織協會開始有認識。往後幾年，曾經在不同的場合與立叔碰頭，但說不上有什麼交往，但對他在各方面的工作都開始有認識，也十分認同。對我來說，雖然間接，仍然是此後個人工作與事業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啟蒙。

後來，立叔加入了中文大學，我也在另一所學院執教，與立叔開始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在社會保障學會的很多事工上，我們是同道， 是戰友。立叔是我的前輩，也是我的工作夥伴。這些年來，立叔於我始終是亦師亦友。立叔雖然長期從事福利及人權的相關工作，但他的品格溫和，待人有禮，從不以長輩自居，這一點應該不用我多說了。

多年來與他共事獲益良多，點點滴滴長在心中。有一兩件小事，應該可以為立叔豐盛的人生作小注腳。

2011年，我們去到清邁出席亞洲社會保障圓桌會議。有一晚，一班人外出吃晚飯。不知誰播起了Joni Mitchell 的名作 The Circle Game， 歌詞講周而復始循環的人生。立叔原來很喜歡這首歌，還情不自禁地一邊吃飯一邊唱起來。這件十年前的事，仍然歷歷在目，想到立叔已經走完他的人生，不無感慨。立叔的個人生命停下來了，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在個人層面上，人生有時而止，但作為一個整體，每一個人生在依循自然規律循環的過程中，其實就是在追求進步，要推動整體社會的發展，也可以傳揚人生與人性中的美善。相信很多認識立叔的朋友都會跟我一樣，會記住立叔這個典範，香港社會也會記得立叔對我們個人的啟發及對這個社會所作的重要貢獻。他從事社會工作，在那個年代開拓了很多新的方向。他就是我們及香港這個社會在開創及承先啟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橋樑。這個 circle game 不會完結， 透過立叔其人生牽動的那個循環， 給我們啟示，讓我們繼續環環相扣，令我們更有信心為克服今天的困難作出嘗試與努力。

這一兩年，立叔的身體情況不太好，但仍然經常在Facebook留言作出提示和分享他的見解，啟迪了我一些未成熟的想法，澄清了不少觀點。去年中有一次，我們談到古詩詞，原來我們有個共通點，都十分喜歡辛棄疾的詞。辛棄疾是南宋時的愛國詞人，留下了600幾首詞， 立叔原來全部都讀過。他告訴我， 最喜歡辛棄疾的《沁園春．將止酒》（杯汝來前）。那是一闕十分有特色，既幽默又不無諷刺的別緻詞作。那次我們談得興高采烈。喜歡辛棄疾的愛國豪放詞風，足見立叔仍然充滿人文社會的關懷，身體情況雖然在變壞，但始終沒有淡化他這種情懷。於是我把一套《辛棄疾集編年箋注》拿去沙田立叔家附近與他分享，還說遲些待他看完， 可以找個機會一同讀詞說詩。今天立叔已經騎鶴仙去，他在社會福利上開導的方向，他向我們展示的風範，將會長留在我們的心靈與記憶中，為往後的社會福利事業及社會工作發展作出啟示。作為後輩，願嘗試以他最喜歡的這首詞的原韻， 向立叔表達我的崇敬與哀思。

懷念立叔的堅持和友善

蔡海偉

不論在社聯的工作、公民社會，以至政治參與上，有幸與立叔多次合作，讓我看到一位謙謙學者幾十年來堅守信念，身體力行實踐社工精神，為基層及弱勢社群爭取公義。對幾輩社福同工來說，立叔是社工價值的象徵。

立叔最令我敬重的是他從不以學者或前輩自居，沒有因為被喻為「公民抗命先鋒」而自吹自擂，也沒有躲在象牙塔內；相反，立叔十分「貼地」積極推動政策改革及服務基層市民，提出政策建議時有理有節，對人友善和氣，對後輩循循善誘。

與立叔第一次合作，是社聯在1996年首次開展貧窮研究，他出任督導委員會主席。立叔其後也參與社聯早年有關醫療融資的研究團隊，他堅持應該推行由公營機構提供的「全民醫保」，而不是由市場提供的個人醫療保險，以保障有殘障或長期病患的弱勢社群，這也成為社聯往後的爭取目標。

2004年，三百名學者及專業人士發起「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立叔和我都參與其中，因為我們都擔心，如果失去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這座城市便變成失去靈魂的軀殼！ 還記得當年發起人一起參加七一遊行，立叔手持「自由民主」的標語與兒子一同出席。 

立叔與我一起組隊參加了四次選舉委員會社會福利界選舉。在2011年， 立叔為團隊拍攝短片，簡單直接道出我們的心聲：「香港核心價值受到歪曲，政府政策傾斜令貧富懸殊問題惡化……我們最主要的要求是盡早取消功能組別，保障人權，訂定長遠社會發展及福利政策。」 

回顧這些片段，想起立叔，令人更感唏噓。然而，立叔雖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必能透過他的門生和伙伴繼續承傳下去，正如他所說，老兵之心不死！ 

2021年5月

Rev. Tobias Brandner 

Chairman of the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Uncle Lup, 

As I bid farewell to you, I find comfort in the word of the Bible: 

Jesus said,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The on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even though they die.’ (John 11:25) 

 

And as I think of your life, I remember what the prophet Isaiah spoke more than 2,700 years ago: 

Learn to do good; seek justice, correct oppression; bring justice to the fatherless, plead the widow’s cause. (Is 1:17) 

 

You have gone too early, yet, you have done a lot by dedicating your whole life to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You have been standing with the poor, the refugees, and those at the margins of society. Over the past decades, you have served the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n different forms, most recently a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t is in this capacity that I first met you ten years ago, when I joined the board. I have been deeply impressed by your thoughtfulness, your passion, and your humble service. As the present chair of the SoCO, I am indebted to what you have done and for contributing to SoCO being recognized as a most important voice for social justice and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at the margins of society in Hong Kong. As I myself continue to serve SoCO, I will keep up the memory of you and I will look at you as a role model. 

 

May you rest in peace.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董事會主席

白德培牧師 

我們敬愛的立叔: 

當我向你道別的時候，我在《聖經》的話語中找到慰藉: 

耶穌說：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翰福音11:25) 

 

當我回想你的一生，我記起先知以賽亞在2,700年前的話: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 (以賽亞書 1:17) 

 

你太快離開我們了，然而，你畢生捍衛社會公義，貢獻良多。你與貧者並肩、與難民同行、與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共患難。過去數十載，你一直參與社協的工作，多年來出任社協的主席。十年前我有幸加入社協董事會，你那慎密周全的思維、體貼的性格、對改革不公義的熱情、以及謙遜有禮默默服務基層的態度，深深打動了我。今天作為社協董事會主席，我深深感激你所作的一切，以及對社協的貢獻，讓社協成為維護社會公義、捍衛本港社會中邊緣社群的最重要力量。

今後我繼續在社協服務，你的身影和作風將會常存我的腦海，並作為我的楷模。

願你主懷安息

Hans Lutz 

Board member of the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here was a saying in the early 1970s: “Who wants to go into politics, joins community social work”. It is undeniable that community work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democratic awakening of Hong Kong. On the one hand it produced a number of grass-root residents such as Fok Pui Yee, Lam Chak Piu and Wong Kwai Wan who were elected to the Urban Council or District Council. On the other hand a number of community workers won seats in District Councils, the Urban and Regional Councils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mong them were the late Ng Ming Yam, Pao Ping Wing, Wong Man Tai, Frederick Fung Kin Kee , Yeung Sum and Fred Li Wah Ming. 

Although he never stood for election himself, Fung Ho Lup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development. As director and later chairman of SoCO, he and his colleagu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forming residents committees in housing estates and temporary housing and squatter areas. Their representatives had a head start in the elections of those early days. 

Fung Ho Lup also was at the core of the People’s Council on Public Housing Policy which formed a wide network of residents’ groups and took action on matters such as rent increases. I still remember a newspaper headline “Resounding Victory for the People’s Council on Public Housing Policy” after all the candidates supported by the Council won in the elections. 

During his whole life as organizer, chairman of SoCO and university teacher, Fung Ho Lup always kept an eye on the larger picture on Hong Kong’s political development beyond current issues on housing or other grass-root concerns. He continued to analyze and to make pertinent comments in this field. I mourn the loss of a longstanding ally. 

不要懼怕，更不能退讓！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何喜華 

立叔領導社協面對一個公義不彰、民權不顯、民生凋零的社會。回想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對社協打壓抹黑無所不用其極，對同事秘密監察、跟蹤、恐嚇利誘，驅逐社協第一任顧問出境，更秘密成立「監察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將社協列為頭號危險組織。

社協多年來協助邊緣社群，包括:徙置區居民、木屋區居民、舊區貧困戶、籠屋居民、無牌小販、避風塘艇戶、水上新娘、無證媽媽、爭取居留權的分離家庭……他們不單為政府所迫，更為社會大眾忽視和誤解，同事工作要面對無理謾罵，工作壓力難以言喻！ 

面對四方八面的壓力，立叔不時勉勵同事：「不要懼怕，更不能退讓！」立叔堅持與受壓迫者一起， 不偏激地抗爭，讓當權者明白真相，爭取有節有理，這就是社區組織者的使命，社會公義才能伸張！ 

立叔無畏無懼，在強權施壓下，與無權者並肩吶喊，當權者亦不得不正視問題，逐步改善施政，並視社協為揭示社會問題的紅燈。

立叔多年來關注貧窮，積極批評富裕社會下的貧富懸殊，深信「貧窮是源於社會不均，公義不彰」；立叔一直教導同事，認真檢視福利制度，改善貧困者生活，而非施捨式的救濟，倡導人人應享有經濟發展成果的基本權利。

立叔一生儉樸，淡薄名利，畢生致力推動社會制度的改革，以求建立一個人性尊嚴獲得尊重的社會。立叔的教誨，社協同事當銘記於心！ 

立叔，安息。

Overwork Underpaid 的模範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 施麗珊 

「我們同事都是overwork underpaid！」

每次立叔介紹SoCO工作，都會很自豪的講這句話。他很欣賞同事肯不計較全情投入工作，亦很支持同事的決定，所以即使在SoCO overwork underpaid，同事們在組織居民、政策倡議工作上，得到的自由度及滿足感卻是超額的！ 

其實立叔是overwork underpaid 的模範，在那個年代碩士是罕有的學歷，他偏愛社會工作，還要加入SoCO，長年累月十年overwork underpaid，結果捱出大病，大難不死，竟然pay都不要，做SoCO董事多年，可見立叔是何等決志、何等熱心社會、何等熱愛SoCO的工作！他的熱忱及鍥而不捨的精神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在我心目中，立叔不單是很信任及二百分支持SoCO工作的董事會主席，更是一位很和藹可親及熱誠的前輩，有謙謙君子的學者風範，並懷有社工正義凜然的理想！是我等後輩的模範！實在令人懷念！ 

願立叔息勞歸主！主懷安息！ 

葉健民

好像從一開始，我就用「立叔」去尊稱馮可立先生，那怕當年他其實應該只是三十多歲。

我們結緣於匯點，對於當年初入大學的我，立叔和其他「大人」一樣，都是傳說的一部份：社會派大戰國粹派、艇戶事件……但立叔和其他人有點不同，他不是整天滔滔不絕的理論大師和時事評論員，在討論時話也不算多。這個印象，直到我聽到他講及SoCO時，徹底改變了。談到社區發展，他總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講及基層苦況，他對政府更是咬牙切齒左右開弓。從他身上，我才知道原來保護公民權益、伸張社會公義，所需要的遠多於一張選票和政治理論。那種激情和投入，讓我明白到追求民主和種種美好世界的想像，說到底還是關乎對人的關懷和尊重。近年流行講的深耕細作立足社區，我在三十多年前已經從立叔身上看到。

我對立叔不知何故還總是有點敬畏，深入交談並不算太多，也不能說是特別親近。但近日整理舊照， 才發現在多個關鍵時刻，原來立叔都是站在我身邊：回歸過渡期彭定康方案匯點內部爭議、零九年新力量網絡支持區議會方案承受壓力、雨傘運動中我們建議尋找出路化解危機。擇善固執，風雨同舟，這就是我從立叔身上學到在公義路上如何走下去的最重要一課。

我沒有福份作為立叔的學生，但他的一生其實一直在啟迪我這一代人。

悼念立叔 

藍宇喬

我在官塘做青少年服務工作時認識立叔，那時八十年代地區青少年服務機構合作無間；推動青少年參與及發展的工作，合作組織「基層青少年關注政制聯委會」（簡稱基政），鼓勵青少年關注「八八直選」。立叔因對政事目光遠大、組織經驗豐富、人脈網絡廣泛，很自然支援各地區同事，作為後進同工的我常請教他各項組織工作的心得，活動初期反應通常乏人， 舉步為艱，也看不清應如何提升及促進青少年參與。參加者每兩周聚會， 工作人員也每周聚，分享工作上的困難、挫折、理想及成果，在推動日常工作中聚沙成塔，漸成為熟絡的工作伙伴；在未知前路的工作中互相扶持，建立了彼此的默契和信任。

立叔給我很深的體會是他認真沉實工作中總帶點天真的樂觀，感染大家有更多勇氣去嘗試組織青少年， 這很不容易，也更需要正能量去解決困難及持續工作。那時立叔有句口頭禪是「我們有五個單位，若基政每間有2個人出席便有十個人可以組織了」，他常提醒我們這二乘五的算式，因為每單位都有機會找到2個人參與，組織到十個人會給大家很好的鼓勵和信心。開會時他總能給予大家看到工作下一步的前景和希望，透過他真誠的態度和堅實信念，溫文又略帶天真的樂觀， 對青少年組織工作的開拓是很好的催化，亦保育著每位青年朋友的初心。那幾年能一齊合作，仿如有一位「師傅/師兄」做學長指導，是我事業發展上難得的幸運，既開拓了眼界、理想，也學會了堅持、忍耐，用樂觀去滋養自己繼續努力， 不要放棄。

八九年後我離開了青少年服務轉投長者服務工作，立叔也轉到學院任教，作育英才。我有幸到他的課堂作嘉賓分享組織長者的苦樂，大家繼續在人生路上努力。

二零零八年，我有幸參與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社總的助選工作，常請教立叔各項助選策略，那時他常分享他的心願是想寫一本香港福利六十年發展的書。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任務，然而三百頁巨著《貧而無怨難——香港民生福利發展史》終在他努力下在二零一八年出版面世。我仍清楚記得他描述想寫這書時那多年不變、一慣帶點天真的笑容和對完成艱巨工作的樂觀，又一次印證在他的世界中並無難事！ 

今年四月十日清晨，立叔在夢中離開了。在過去數星期，我常在清晨想起他那真誠，帶點天真的笑容和樂觀又積極的氣度，顧盼間在回憶中他彷彿並未離開。他的態度、信念、性格，會常活在我們心中，鼓勵著大家要常懷理想，領導大家對社會福利理念的堅持，繼續各項宏觀組織的工作；那帶點天真的笑容，會一直保守各年輕後進，既鼓勵也打氣！ 

在悼念中，我彷彿又再聽見他二乘五等於十個人的教導，心又開始暖…… 

莊陳有

立叔離開我們了！我在網上找到立叔的錄音再聽一次，是2011年我們組成民福六十參選特首選委的一段。

立叔的聲音十分獨特，我總能認出，冷靜而沉鬱卻是表達著對公義的堅持，對貧苦大眾的同情。每次討論任何問題，立叔都會釐清脈絡，提出有說服力的方案，以平和的聲音為公平而吶喊。

我認識立叔已有30多年，大概是由爭取中央公積金開始。他一生投入社會工作，在70年代已經聽過他的名字，是我們的前輩，早已實行公民抗命。

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刻，立叔留給我們的是對港人核心價值的信念， 它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追求民主、公義，對解難破局的信心鼓勵著我們。

立叔，我們會永遠懷念你，香港的社會發展歷史也會記錄你的足印， 感謝你留給我們的一切。

公民權益的啟蒙者 ——懷念立叔 

葉建源

立叔不僅從事實際抗爭，也深知提 高市民意識的重要性。 

1984-85年間，我剛大學畢業，任職一家小出版社。當時立叔找上門來，說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成立了「民權教育中心」，想出版一本《香港公民權益手冊》，讓市民明白自身權益，例如被警察搜身應怎樣做？怎樣申請法律援助？公安法例對公眾集會有何限制？如何對抗選舉舞弊？……立叔的號召力驚人，義務作者群網羅了當年法律界年輕精英如何俊仁、陳文敏、陳弘毅、張玉堂等（如今都是響噹噹的人物）。經商議後，我們決定把稿件改寫成一問一答，加上插圖，還附有《世界人權宣言》和兩個公民權利的國際公約全文，讓這本題材嚴肅的小書既豐富又輕鬆易讀。 

八十年代中期，市政局剛開放選舉，立法局仍是全部委任，公民意識尚待啟蒙。此書面世可謂得風氣之先，頗為暢銷，出了好幾版，更獲選當年香港電台的「十大好書」。我有機會參加這一工作，與有榮焉。也因著這個機緣，後來獲立叔邀請到SoCO工作，短暫成為他的下屬。 

去年底我從立法會退下來後收拾舊物，找到一疊當年他帶領SoCO代表團訪問北京的照片，那是探討內地民權發展的嘗試，團員還包括多位法律界人士。我興奮地用短訊告知立叔，再把照片寄給他留念，立叔也慨嘆時光飛逝……想不到，那竟然就是我們最後的通訊了。

2021年5月1日

立叔走了 

邵家臻 

立法會（社福界）前議員

（2016-2020） 

馮可立，人稱「立叔」，在睡夢中被上主接走了。又一個好人走了， 雖然是「又」，他的離世，也叫人想起「有些人死了，他依然活著； 有些人活著，他已經死了。」這句老話。

立叔是公民抗命的大前輩。遠在70 年代末期，在油麻地有一群水上人家，即艇戶，因為居住環境惡劣， 多年來向政府爭取上岸。1979年有社工自發組織艇戶去港督府請願， 租了兩架旅遊巴，卻在紅隧出口被警方拘捕，以《公安條例》檢控。事件中，11人被判留有案底，馮可立是其中一人。「艇戶事件」打開了香港社會工作者的眼界，對社工抗命的歷史影響既深且廣。當年社工的熱血，以行動介入事件，至今仍是香港基進社會工作的養份。

立叔後來回中大教書，最後的崗位是中大社工系客座副教授。不過， 無論是街頭還是課室，他都是永遠的前線，一個倡議者。他一面提倡公民權利，一面批評社工專業化趨勢，認為社工不能無視社會問題， 更不能無視社會結構如何產生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 in social structure)。讀過社區工作的人，都無法繞過立叔的論著而不理。

他身體力行，持續有火，文章散見於各報章，對政府施政作出毫不保留的批評。最後著作是《貧而無怨難——香港民生福利發展史》。據悉在他離世前兩天仍關注香港的醫療服務。

立叔的一生，不啻是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榜樣。他雖然離去，但他得教誨，特別是對社工價值的踐行， 將會鐫刻在香港社工的歷史之上。

立叔，多謝你。我們在路上再相見。 

Selina

Dear Professor Fung,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o be the advisor of the community projects when I first started my career in social work and your kindness to give free seminars to fellow social workers even though you were busy. 

My special thanks and appreciation would be dedicated to you for: 

• your humanistic concern for everyone; 
• your service to community; 
• your knowledge and good practice that illuminate our profession; 
• your attitude and patience in accepting differences; 
• your wisdom and effort to initiat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and to facilitate problem-solving 

Though you were so well polished and thorough in the study of community work, you had made your speech to be simple and easy for your audience. You were humble enough to lend your ears to clients’ concern. I have learned so much from your teaching and example. I thank you for enlightening me in community work and inspiring me the ways to care for the less privileged in society. 

I had the privilege to read your book《貧而無怨難─香港民生福利發展史》recently for preparation of my teaching outline. By reading your work, I can certainly feel your utmost compassion and concern for the grassroots and society at large throughout your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ocial welfare and policy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Your departure is indeed a great los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Your love and passion to Hong Kong had impressed me that you were not only a scholar, but an exemplar that had inspired many. Thanks again and we all know you have gone to Heaven, yet the love, the fond memories and the light you had brought to us will remain in our hearts. I truly believe that God had prepared a place for you and we will meet again in Heaven. 

Yours sincerely, 

Selina 

緬懷馮可立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仝人 

馮可立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任教近三十載，主要任教社會工作本科生的課程，以及研究生課程的「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綜合社會工作實務」及「宏觀社會工作實務：策略性計劃」等科目。馮教授博學多才，教學內容涉獵不同範疇的知識，包括經濟學、法律、歷史及西方哲學。不論在同事眼中或學生心目中，他一直都是孜孜不倦、坦率正直、和藹可親， 因此深受我們敬仰。在他豐碩的教學生涯中，他循循善誘，用愛與耐心啟迪每一位學生，並在教學路上努力擴闊他們的視野。馮教授更是一個胸懷廣闊的人，對學生們的不同觀點及意見，他都採取包容和接納的態度。還記得曾經有一位學生在論文上論述了與馮教授截然不同的觀點，馮教授細閱後詳盡地回應同學的觀點，更分享了自己的想法，讓學生的學習更進一步，最後更給予了那位同學甲等的成績。馮教授這種開明的教學態度，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此外，在日常教學中，馮教授都會向學生強調社工維護公義的角色， 以及幫助弱勢社群自我充權的重要性。除了在課堂上傳授知識，馮教授更是一位相當「貼地」的老師， 他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和關注社會福利及民生問題，以身作則，將社工價值和知識實踐出來。同時，馮教授也十分關心香港的發展，在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中都不乏他的身影。他更參選社會福利界的選舉委員會，並成為選委之一。他的言傳身教讓學生們明白社工除了能在工作上服務社群，更可在社會其他崗位上發揮影響力。在馮教授的啟蒙下，不少學生願意投身社區工作， 為社會貢獻，薪火相傳。

馮教授一直深受學生愛戴，每一位學生都被他的關懷與熱誠深深感動，畢業後亦保持聯絡，在聚舊之餘更不忘與他們一起討論社會福利情況和香港時局，是不少學生的恩師和伯樂。

人生本是路遙漫漫，馮教授不負歲月，活得精彩燦爛，在教育路上撒滿愛的種籽。對於馮教授的離去， 本學系仝人深表哀悼，在此謹對馮教授的家人致以衷心慰問。立叔，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您孜孜不倦的教導，以及那份追求社會公義的心！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仝人 

敬輓

思念立叔 

林昭寰 

大學畢業後我在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工作，我時常帶點自豪的告訴朋友：「立叔是我第一個老板。」見工面試的時候，他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分析香港的社會形勢，我回答說：「群雄並起⋯⋯」之後，他講了很多對當時政治環境的分析，我好像上了一堂政治課。

那時候是1982年，社會上不斷有居民爭取權益的行動，以壓力團體為主流的民間政治運動當時得令，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是其中傑出的推手。比較開明的港督麥理浩仍然在大興土木，希望改變獅子山下滿眼木屋區的慘況，也著力推動殖民地政權變成為一個有管治質素的現代政府，以更好的民意基礎迎接快將來臨的中英談判。

我剛剛在中大唸完哲學，因為社區組織協會和立叔的名聲而求職，去到何文田公主道山邊卻感到意外， 這個令政府頭痛的外國資助的組織，卻是位於美沙酮戒毒中心附近一座小樓房，只有不足千呎的工作空間和七個職員。現在回望，立叔當時的艱苦經營可想而知。

社協是香港第一代社區工作組織， 那時候我們對一些突發事件採取「即打即走」策略，以輿論壓力，和尋求其他支持社會公義團體的支持，推動政府改善政策。這些工作並不容易，我還記得：1983年年初，近千名在九龍灣收容所的居民，因為拒絕政府迫遷往大埔光頭山，在房屋署外露宿多天和展開絕食行動，但卻得不到太多支持。當時社協有同事協助居民，整個機構面對著巨大的反對壓力，但立叔卻是泰然面對，放手讓同事全權負責，我們全力配合支持。他冷靜的分析和踏實的作風，有助事件完滿解決。他在社會行動的經驗豐富， 成就了他以後在社會工作教育和社會政策分析的貢獻。

另一方面，立叔不斷開展建立居民團體的工作，細水流長，培養了不少街坊領袖，後來更在第一次區議會選舉中，以「街坊參政，社會康寧」的口號，成功協助他們進軍議會工作。在選舉前的一次造勢大會，葉錫恩議員公開表揚社協的貢獻，立叔卻是以微笑來翻譯她的讚賞，整個大會充滿笑聲、希望和決心。當時快樂的情景，至今難忘。

因為經濟壓力的原因，我怏然地要離開社協，硬著頭皮向立叔辭職， 他沒有怪罪，還為我組織了一次郊遊歡送會。我還記得，他當時向他的女朋友（即現今的立嫂）介紹我說：「佢好叻，睇好多書。」

立叔慷慨的鼓勵，廣闊的胸襟和誠懇的笑容，常存我心中，也是我多年來學習的處世態度。我每年都給朋友們寄出「聖誕文告」，儘管少有人作出回應，他常常是其中一個。今年收到他最後的一個訊息， 慷慨地鼓勵我：「你仍然靚仔呀！ 要保持身體健康呀。」

我很遺憾沒有鄭重地向立叔道謝， 他四十年前帶我進入社區工作的天地，當時常常夜深才離開茶果嶺安置區，在漆黑之中看到的點點燈光，是我年輕歲月裡最深刻的回憶。我也遺憾沒有告訴立叔很喜歡看他的政策分析和政論文章，他的眼光獨到而且實事求是，是我們做社會研究的典範。

黃於唱 

認識立叔是1980年的暑假。和很多當年對社區工作有興趣的社工學生一樣，是在SoCO實習時認識的， 還記得是立叔向我們介紹SoCO的工作，而楊森則是我和實習拍擋的導師。立叔說話溫文爾雅，但信念堅定，當時我還不知道他因艇戶事件被補。之後有一次不知在甚麼社運場合，要即席寫新聞稿。立叔即時口述，並自己寫在稿紙上，拜服不已。當年社福界對社會行動認識不多，公民抗命更是陌生，很多人對SoCO及社工組織的請願示威甚有保留，擔心參與的居民並非出於自己的決定，也不知道要承擔甚麼後果。不過社區組織和社會行動已成為社工課程的重要部份。請願示威、不平則鳴，更成為港人生活的一部份，是香港人精神的一種體現。立叔這一代的社運先驅，開啟香港市民為權益抗爭的序幕。

立叔是積極社運份子，一生如是， 而且在中大和港大教過不少學生， 深受愛戴。近年雖常出入醫院，教學減少，但仍花一整年時間，寫了《貧而無怨難——香港民生福利發展史》一書，成為很多社工學生的參考書。立叔畢生與基層市民同行，爭取公民、社會和政治權利。雖然今天香港前路渺茫，市民權利大幅倒退，但大多數香港人仍信念如一，抗爭精神沒有消減，相信必有黎明來到的一天。立叔定會祝福香港和我們。

立叔 ─ 我敬重的前輩、同事與伙伴 

黃洪 

我第一次接觸及認識立叔是在1982 年。當時立叔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的主任（1978年至1988年)， 正協助一群居民進行社會行動；我們一群中大同學到何文田房屋署現場去支援，在附近同學家煲粥水送給絕食街坊。當年談到維護人權、爭取公義，最為人稱頌的機構就是SoCO，而在SoCO工作的立叔更是我們社工後輩們景仰的前輩。他在艇戶事件的事跡，啟蒙我們對香港社會行動的認識。我記得第一次接觸立叔時，他對我們非常友善，毫無架子，不單為我們細說事件的前因後果，亦教導我們在社會行動要尊重街坊，鼓勵我們多些與街坊傾談。

我有更多機會接觸立叔起始於2002 年。當我回到中大社工系任教後， 我們成為同事。我接手立叔部分有關社區工作的課程。我在社區工作的前線和教學經驗遠遠追不上立叔的豐厚；珠玉在前，難免患得患失。但是，立叔很大方與我分享他多年的教學經驗和心得，還鼓勵我要根據社區工作最新的發展來調整課程。立叔的指引，令我在教學上少走彎路，對我教學的方法有很大裨益。我感激立叔對我的提攜，更感謝他對香港社區工作以及社區工作教育的貢獻。盼望立叔交下來社區工作教育的棒，我們能一直傳承下去。

其後，我在學者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倡議都有和立叔合作。立叔對爭取全民退保不遺餘力，不單出版書籍、又發表報章評論；他更身體力行，在健康有限制的情況下，仍然參與學者組織的會議和聯署行動。立叔不單以言教、更以身教，為我們展示社區工作者的風範、以及一個知識份子的風骨。願立叔的教誨長存我們心中，謹記以愛心、毅力來行公義、好憐憫。

思念立叔 

大學同窗 李健正 

治學難，尤以結合理論實踐難。可立兄身體力行社運數十載，孜孜不倦教學，反覆研究，立言不朽，已至「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境界。

立叔 

碧樺依 

我認識的立叔是一位文質彬彬的Uncle，後來聽他說以前的經歷，才知道立叔當年是一位「衝衝子」。同立叔一起參與這些年來種種政治和社福議題的行動，立叔從來都堅持公義、絕不妥協。有時會想，在現時空間收窄的香港，還有甚麼可以做。但其實立叔早期的行動和教導已經給了答案，從零開始，再認識社會，再令市民關心社會，由「民生無小事」開始，發揮市民大眾的長處。

我並不是立叔的學生，但非常多謝立叔對我的關心和教導。立叔，好好休息，現在是時候由我們這班後輩延續這些使命。

同心同行的良師益友 

區榮光

大概是2006年，我管理社工系時， 我們系內要增加顧問委員，當時有前輩推薦馮可立教授（立叔），這位前輩我讀社工榮譽文憑時已聽過他的大名，之後貴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對我來說是遙不可及，我硬著頭皮找他，他好爽快地一口答應出任委員，他心知我們是私立學院，當時資源有限，但他從不批評我們所做的東西，只有善意的給予意見。他對我們的私立學院很幫忙，在委員會中我們大家推舉他為委員會主席，因為他最高資歷及德高望重，他自然地做得很稱職。

我除了當老師外，還要帶隊去內地參與學術比賽，為免同學學習中斷，我試找社區工作的專家學者馮可立教授，我與立叔商量可否替我的學生講一課題，他欣然接受，從不計較酬金，這個做法維持了幾年。當我轉回全職教學後，教授也請辭了。近日收到他的噩耗，我們感到失了一個忠實朋友外，還失了一位良師，他是我們的優良榜樣， 引導我們成為踏實的社會工作者。

我們敬愛的馮可立教授已回天家， 我們懷念他之餘，亦祝願他主懷安息。

黃志勤 

立叔的學生 

立叔，在我而言，我會視之為我的恩師，在我的界定有別於老師，因為他是一個對學生，尤其對願意走民主公義之路的學生加倍提醒，令我們不至失去初心。除了在中大教導學生何謂公義社區及社會外，當我們走入社區時，他仍然以亦師亦友的身份支援我，令我更掌握如何分析及推動社區，最令我敬佩的， 是他從來不會要求學生幫他，回報他。

我的恩師，在我心中，亦是一個胸襟廣闊，對人處處包容的好學者。由國教到國安法，我們這班老學運一直是夾縫中的人，年青人嫌我們慢，有些人卻嫌我們過於激進，我經常處於沮喪生氣的狀態，但立叔永遠都用平靜的語氣和輕微地皺眉，提醒我用平常心去面對。

我的恩師，一生從無放棄爭取公義，更一直鼓勵我以社工身份在社區用心，用智慧去和街坊一起奮鬥。老師，你倦了，去了天家休息了，我不斷地重複在心裡說「有事弟子服其勞」。請相信我，我必定帶著老師「爭取公義」的心，成為我往後的生命目標，至死方休，即使我永遠都欠缺你的胸襟和能力， 我也會延續下去。

社區工作者先鋒 

陸鳳萍  中大碩士 2004 

還記得在中大旁聽通識時碰見你，於是立即買了你本書叫你簽名留念。回家首看的便是社區工作－章。我當時對墟市、青年擺攤很感興趣，你卻提醒我，社區經濟十分重要，和你的對話讓我想起曾澍基的二元經濟及曼克頓化概念。區域化的融合難道真是兩極化貧窮的唯一出路？在高壓專制的管治下，民間智慧可有被重視？我相信，我對著實習學生（社區工作 ） ，我必會想起你，也許Saul Alinsky 會被趕離香港，但馮可立作為香港社區工作者的先鋒必載於冊。

「社區工作在這後社會事件期的分裂社會起著甚麼作用？」是近期縈繞腦際的問題，終有－天，我會答到你。

向立叔致敬 

學生 歐陽達初 

那是2002年9月， 應該是立叔教undergrad社區工作的最後一年， 而我那一組導修更是立叔帶的。當然，那時的課堂內容已記不起，但立叔的聲音一直印在腦中，因為他教的科我都有上：社區工作、宏觀社會工作及Current Issues。那時立叔給我的印象，並不是教學很動聽的老師，但他總是將學生及課堂連繫至社會。當時正值23條立法，他便邀請了人權監察來分享什麼是白紙草案。作為學生，未必會記得立叔的每句說話，但總會感到他對社會公義及政策批評的著緊。在他的課堂裡，我開始認識什麼是意識形態、思考社會改變的可能。

畢業後，我在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的工作上，不時與立叔保持接觸，無論關於社會保障改革、抑或街坊春茗等事，只要立叔有時間，他都會全力支持。有次他對街坊介紹自己，說他雖然是一個知識份子，但並不會留在象牙塔中，而是要與基層一起並肩作戰。我開始明白一位身體力行的社工學者，理當如此。此後，立叔在不同的政策倡議中， 時常代表社會保障學會與民間組織緊密合作，包括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及全民退保等，都見到他的身影。

他的身教言教令我受益匪淺。畢業後不久，在一個關於社工發展的論壇中，我和立叔先後發言（在老師面前演講甚有壓力）。我提到社工的價值芸芸，而立叔則提醒我建立政治力量的重要（他是握著拳頭逐字說出），我如夢初醒。此後不下數次與立叔同場，他的觀點總令我有所啟發。他時常打趣說：「不要依賴老師，因為名師不一定出高徒，高徒也可以出名師」。曾有幾年我在母校兼教宏觀社會工作，總會想起昔日的立叔是怎樣教我，我又可怎樣效法他。

最後一次與立叔見面，已經是2019 年2月。那時我剛畢業回港不久，急不及待與立叔見面，交換我們各自新出版的書。自然，我事後感到萬分汗顏，在立叔的《貧而無怨難》前實在是獻醜。不過立叔卻不斷鼓勵我，繼續研究寫作，作為學人要有代表作，對學術及社會有所貢獻。即使我們對事物有不同看法， 但他總是有耐性地跟我討論，互相尊重。

立叔是第一位教我認識社區工作的老師，亦是對我影響甚深的一位老師，希望我們可把立叔的精神承傳下去。

馮老師 

學生 李俊傑 

謝謝你在我求學的時候，啟蒙我對社區工作的熱情。我好專心上你的課，課餘，很喜歡到你的辦公室和你聊天，翻你書架上一排排的書。

我最深刻是你講木屋居民被逼遷寫血書抗議的故事。你講書講得生動，有情有義，我像在現場一樣。馮社工驚訝問：「你們寫血書？」居民代表：「是啊，我地滴血寫字，這才表達到我地有多憤怒。」我感到老師能夠站到這麼前線，感受居民的心情，他們居住在風雨飄搖的木屋，一家大細，最後連住的權利也沒有。你的人文關懷，影響很多社工學生的志向，我是其中一位。

你又喜歡和我講馬克思，社會批判，鼓勵我看這方面的書，你訓練我的宏觀視野和思考。

我數年前約你吃飯，慨嘆現在沒有社區工作可以做了，誰知你連續說：「不是啊，有社區照顧、社區經濟. . . . .而且每一項社福服務，都可以用社區工作手法。」我深受鼓舞，很想再上老師的課。你還告訴我，你在寫一本社區醫療的書，我說過我一定要看。

我最後一次遇見你，是幾年前在立法會「煲底」，社工反對一筆過撥款事件。你身體力行，依然這麼關心同行和業界。

馮老師，我想告訴你，我兩個月前向你電話拜年，想說約你見面，但怎麼沒開口呢？你的教誨深深影響我的工作理念和實踐。我的第一份社工工作，是社區工作/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到現在我血脈流的仍是社區理念和社區倡議，是社工要時刻思考的問題核心。不論我做甚麼類型工作，都是社區工作的初心。

願你在主的懷裏安睡！ 

寶琳 禮康 

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MSSc) 2016及2017 畢業學生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我們接觸立叔都是在社區工作課堂上，他常提醒我們作為社工面對社會不公不平，雖然要指出時弊，但對人處事總要謙遜，不可操之過急，在立叔身上也展現如此風骨。 

課堂上立叔常提到 invisible hand「無形之手」，同樣立叔亦以他的無形之手在我們社工的學習路上，教我們如何實踐社區工作，反思生命。

社工路上，點點滴滴，銘記於心。

學生 梁啟賢 

立叔： 

數星期前，突然看到你的消息，除了傷感外，腦海中不斷浮現昔日上課、督導的時光。感恩曾遇上像你一樣的良師益友。

感謝你的教導，但願我也可傳承你對社會工作教育的熱誠，繼續為社會工作、社會公義奮鬥！ 

學生

梁啟賢 敬輓

2021年5月1日

Leo Leung 

細立： 

去年底應邀加入Raimondi69群組， 你即說：「梁立勳大隻叫大立…… 我又瘦又矮叫細立。」

細立，大立，彼此相稱已五十多年了。

細細的身影，此刻卻大大浮現在我眼前：在志傑普慶坊住處，晚上登天台觀星；在馬料水陪著尚明與女友，四人一艇在划行；在尖沙咀西青會中文部，領著青少年一起唱我的祖國、保衛黃河、鋤頭歌……俱往矣！ 

唯你那憨直的笑容，仗義秉公的性格，永遠加倍存在我心中。

Leo Leung (大立) 

Michael Yuen 

收到可立兄走了的消息，有點落漠。記得在高主教的兒時，跟可立兄頗為熟落，因我的住處跟他的只是隔了一條皇后大道西，一起走路上學、放學的日子，歷歷在目。現在他駕鶴西歸，希望他在主懷安息，長享永生。

Gabriel Lam 

為兄弟姊妹弱小的一群發聲，不畏強權，爭取社會仁愛公義，一位可敬的人，一個可敬「可立」且熟悉的名字，原來是自己當年中學同級那一位，多麼令我驕傲。

可立同學，辛苦了，環境現也跟我們那時的不一樣了，請安息於仁愛的主懷中，願天家再會、再向你請教。

林和立

Ho Lup and I were at Raimondi College an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t the same time. In super-busy Hong Kong, former schoolmates normally do not keep up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unless they are in the same profession or if they are members of some relatively exclusive clubs. 

Fung was in the news in the late 1970s for helping Hong Kong’s “boat people” get resettled in government-built housing. He organized a street protest and was briefly detained by police.

I was lucky enough to have kept up contact with him until the early 1990s. I was a journalis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overing greater China. I still remember visiting the NGO where Fung worked for some ten years from the mid-1970s to the mid-1980s: the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SoCO). Fung gave me many tips on who to interview to get the Hong Kong story right. Partly founded by missionaries and welfare-related community groups, SoCO is not a radical set-up in terms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It focuses on work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in areas including housing, health and general social welfare. By the 1980s, Hong Kong as a whole was getting rich; but social inequality also reared its head. The situation has hardly changed today. On the one hand local real estate prices are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on the other, there are still thousands of the “underclasses” living in crowded housing estates, plywood-partitioned rooms and even “cage homes.” 

Fung hankered after neither money nor fame but devoted his entire career to helping the less privileged. In the 1990s, he shifted gear and began teaching social work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ung did not seem to hav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either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of 2014 or the more recent series of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Most of the protesters were infused with the spirit of social equality and justice that Fung taught by his own example. Owing to his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welfare scene in Hong Kong, his many papers on housing and poverty relief are considered must reading for students in social work and sociology in local universities. 

Just a few years ago, we re-connected while taking part in forums to try to reform the heavily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HKU. I gave him a brief call earlier this year when he joined our Raimondi 69 chat group. The day after his passage, the mass-circulation Ming Pao devoted a full page (page 2) to Fung and his illustrious legacy. His passing is a big loss for Hong Kong.